第五期转载自《中国水利报》2014 年1 月23 日第006 版，作者：李可可
芍陂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项大型农田水利工程，也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一项大型蓄水灌溉工程；它的建成比著名的都江堰工程还要早 300 余年。芍陂是今安丰塘的前身，位于安徽省寿县境内。
芍陂建于何时?由何人主持兴建?对此学界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芍陂是楚庄王时期(前613— 590 年)，由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兴建。楚庄王时，楚国势力扩张，尤其是东扩十分明显。当时，淮河以南、巢湖以西的广大区域已属楚，寿县一带已正式成为楚国的疆土。出于发展经济、保边安民的需要，在此兴建了芍陂。芍陂的规模和灌溉效益，首次见于《水经注·肥水》的记载，当时芍陂周一百二十里许，在东汉时可灌田 1 万顷。考虑到东汉时芍陂已经过改造，假定初建时效益仅为东汉时的 1/4，那么2500 顷的灌溉效益也相当可观。事实上，芍陂的兴建明显地推动了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并进而带动了商业、手工业的发展。寿春(今寿县)城可能创筑于战国初期，到了战国中期，已是淮南重要的商业和军事重镇。铸造于楚怀王六年(前 323 年)的“鄂君启节”于寿县出土，并非偶然。公元前 241 年，楚考烈王将都城从钜阳迁至寿春，也证明了战国后期寿春城的重要地位。《管子·度地》日:“故圣人之处国者， 必于不倾之地，而择地形之肥饶者。”由此可知，当时的寿春一带，土地肥沃，经济繁荣，在芍陂修建后的二三百年里，已由一个边陲乡野发展成为淮南重镇。楚国在忙于扩张的紧要关头，为何要修建芍陂?当时的决策者对于水利的重视是基于何种认识?由于史料稀少，我们今天已无法探究。但我们不妨从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中尝试寻找答案。春秋时期，各国就开始兴水利，发展农业灌溉。其中，楚国是较早认识到农田水利重要性的国家之一，在开发水利、促进农业发展方面无疑走到了各国的前列。而孙叔敖对此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主持修建芍陂之前，他已完成了“决期思之水，而灌雩娄之野”的期思雩娄灌区的创建， 之后又建成了芍陂。《史记·河渠书》记载，孙叔敖担任楚国令尹期间，“宣导川谷，陂障源泉，堤防湖浦，收九泽之利”，可说是大刀阔斧地开展水利活动。又如，楚国以北的郑国，在郑简公三年(前 563 年)有“子驷为田洫”之举，即兴建农田排灌系统。此后，楚国发扬了重视水利建设的传统，如楚康王十二年(前 548 年)，楚国令尹屈建让蔫掩(孙叔敖的孙子)“数疆潦，规偃潴，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开展综合性的土地与水资源规划利用，兴建田间渠系。水利工程的兴建，往往是满足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需要的产物。春秋时期，诸候国之间相互争战，因此，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成为各国的首要任务，水利受到重视。虽然各国兴修水利的具体情况无从知晓，但从《周礼》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西周至春秋时期农田水利的成就。《周礼·稻人》中详细记载了包括水坝、水库、干渠、支渠、斗渠、排水渠等各项设施的农田灌排工程体系；《周礼·遂人》详细记载了类似今天的农田实施园田化及其农田、排灌渠道、道路体系的布局，即“井田沟洫”。至于渠道的分级、不同等级渠道的大小深窄，当时已有规范标准， 其记载见于《考工记·匠人》。这些古文献对于农田水利工程体系布局、水利的作用等记载之详细、合理，并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也不应是对“井田制”的理想化想象。笔者认为，西周至春秋以及战国时期农田灌溉排水体系的规划、建设，是建立在各国广泛实践的基础之上，并在丰富经验的基础上趋于标准化、规范化。我国是世界上最重视水利的国家之一，对水利之于农业的重要作用，古人早就有深刻认识。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已经把水利看成是国计民生的基础、农业生产的命脉、强国强军的手段。这就形成了中华水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水利命脉”观，并代代相承。历代稍有作为的帝王，无不重视水利；历史上经济昌盛的朝代，无不水利发达。历史上，求强国者，求富民者，欲改善经济、改善政治者，无不设法从推动水利着手。远到强盛的西汉，有汉武帝亲临黄河指挥瓠子堵口，并作悲壮的《瓠子歌》；近至康乾盛世， 则有康熙“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件大事……书而悬之宫中柱上”。这种重视水利的传统，正是形成于春秋战国这一“轴心时代”，而芍陂的兴建历史，正是这一价值观念形成与应用的生动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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