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赵韩三家分晋的血腥与热闹中，中国步入了七雄争霸的战国时代。其间，新问世的运河主要有鸿沟、淄济运河、都江堰等，尤以鸿沟的登台亮相最为攫人眼球。

战国中期沟通黄淮的运道——鸿沟的出现，堪称战国时期运河史上的盛事，这一盛事的操盘手是一代雄主——魏惠王魏罃。

魏惠王，又称梁惠王、梁惠成王，是魏国第三代国君，在位时间长达50年，与大思想家孟子是同时代人。据《孟子·梁惠王》记载，当年，孟子曾给梁惠王上过几次“仁政”课，但未被崇尚霸道的惠王采纳。

战国初期，魏国是诸侯中最为强大的一家，这与魏国的开国之君魏文侯率先实行变法图强的国策密切相关。到了文侯之孙魏惠王上台执政后，为了向东方扩张势力以图霸争雄，于惠王六年（公元前364年）将都城从狭小的晋南盆地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东迁至地势平坦开阔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大梁城位于黄河冲积平原的东南部，地势平坦且呈西高东低的态势，这就决定了大梁周围自然河流自西向东或向南作扇状流动的走向。雄心勃勃的魏惠王为了将魏国坐大坐强，一方面致力于发展经济，比如开放原本被统治者独占的山川林泽，让百姓去开发，从而调动人们的干劲和热情；另一方面又积极寻觅向东方开辟水上运输的途径，以打破交通的壁垒。于是， 开凿一条以大梁为中心、沟通各方的运河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在魏国臣民的热切期盼中，历史上名声赫赫的运河——鸿沟闪亮登场。

那么，鸿沟是何时开凿，流经哪些地区，沟通了哪些水道呢？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渠水注》中引述《竹书纪年》说：“梁惠成王十年掘沟，入河水于圃田，又为大沟而引圃（田）水。”又说：“梁惠成王三十一年，为大沟于（大梁）北郭（外城），以行圃田之水。”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被盗墓者发现于魏釐王（一说为魏襄王）墓中。此书记录了从夏朝到魏哀王之间的重要历史事件，尤其是所记魏惠王之事，距成书年代不远，应该靠谱。

鸿沟工程浩大，按照《竹书纪年》所记，至少分两次开成：第一次是魏惠王十年（公元前361年），其水道由荥阳（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北）引河水东行，中间穿过中牟西的圃田泽，再从圃田泽开河至大梁（今河南省开封市）。第二次是魏惠王三十一年（公元前339年），其水道自大梁城东折向东南，至陈（今河南省淮阳县）东又折向南流，最终与颍水牵手。

再后来，鸿沟不断拓展，将黄淮之间的济、濮、汴、睢、颍、涡、汝、泗、菏等大大小小的河流串联起来，织成了以大梁为中心、四通八达的水上交通网。对此，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用简略的文字记述道：“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鸿沟的开凿，对魏惠王的称霸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史书称魏国拥地千里，能号令十二诸侯（《战国策》）。

这里需要交代一下位于今郑州市、中牟县间的圃田泽。圃田泽位于黄河冲积扇的顶部与嵩山东北麓洪积冲积扇间的洼地上，为关东平原的著名泽薮。

春秋战国时的圃田泽为汪洋巨浸，北通黄河，东连济水。鸿沟开成后，圃田泽与其结下不解之缘：“水盛则北注，渠溢则南播。”（郦道元《水经·渠水注》）——成为黄河与鸿沟水系间水量调节的水库。秦汉以后，圃田泽在黄河泥沙的不断淤积下，日益萎缩。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原本丰腴的圃田泽瘦得仅有“东西四十里许，南北二十里许”，而且解体为20多个小湖沼。唐宋以后， 在泥沙淤填和人工围垦的双重进攻下，一片汪洋终不见——明中叶已沦为沼泽洼地，清末则变成一片广袤的农田。

鸿沟在秦汉时又称狼汤渠（狼荡渠、浪宕渠）、渠水、浚仪渠、沙水等。后因黄河多次决溢泛滥，鸿沟水系遭到严重破坏，被之后的汴渠（东汉）、通济渠（隋唐）、汴河（五代至北宋）所取代。

滚滚鸿沟水不舍昼夜向前流，在相当长历史时期一直扮演着中原腹地黄淮间水上交通大动脉的角色，而且在鸿沟沿线卷起了堆堆历史风烟。例如，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攻魏时，以水代兵，引鸿沟之水灌大梁城，三个月后，大梁城破，一代锦绣名都在汪洋中化为废墟。再如，秦末楚汉相争，曾以鸿沟为“楚河汉界”。公元前205年夏，楚霸王项羽在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 打败汉王刘邦，刘邦退至荥阳。此后，楚汉两军在荥阳成皋一带以鸿沟为界，各筑营垒，互相攻伐，打了四年，谁也吃不掉谁，“项王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史记·项羽本纪》）。

如今，在河南省荥阳市城东北的广武山上，还留有两座遥遥相对的古城遗址，西边的叫汉王城，东边的叫霸王城，两城中间横亘着一条宽约300米的大沟，即鸿沟上游的一段。后来，鸿沟借指疆土的分界或事物间的界线，如中国象棋的棋盘中央，横亘着一条大河，中书“楚河汉界” 四个大字，成为黑子与红子对垒的分界线。之后，“鸿沟”的寓意更加丰富，又引申为两个阵营或两个人在思想上有分歧、价值观上有差距等，如有若鸿沟、判若鸿沟等。

道完鸿沟，再说淄济运河。

战国时，东方大国齐也在首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附近的淄水与济水之间，开凿了一条运河，即司马迁《史记·河渠书》所说的“于齐，则通淄、济之间”，后世称之为临淄运河。

济水自荥阳附近从黄河分出后，向东流经魏国，进入齐国后向东北流注入巨野泽，再东北流在今山东博兴县东北入渤海。淄水发源于今山东莱芜北，北流穿过齐国的都城临淄，再转向西北流入渤海。临淄运河开通后，进一步扩大了临淄与外界的联系，当仁不让地托起了临淄繁盛的使命。不过，临淄运河开挖于何时，是谁开挖的，至今史无定论。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认为，临淄运河的开凿时间，不会迟于战国晚期。

战国末期修建的都江堰，是集防洪、灌溉、航运于一体的水利工程，当然不乏运河的功能。先看《史记·河渠书》的说法：“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再看《华阳国志·蜀志》的说法：“（李）冰乃壅江作堋，穿郫江（今府河）、检江（今南河），别支流双过郡下，以行舟船。岷山多梓、柏、大竹，颓从水流，坐致材木，功省用饶。”可见，都江堰的营建，起初的主要功能是航运，后来由于它在灌溉方面的光芒太盛，造就了成都平原这个“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人们反而淡忘了它的航运价值。

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对春秋战国时纵横中华大地的运河做出了这样的描绘：“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于蜀，则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这分明是一个沟通关东大平原众多河流的交通网，它将函谷关以东的大半个中国联系在一起，也让本来“老死不相往来”的江、河、淮、济得以牵手联姻。

随着战国风云的飘荡散尽，中国运河也走完了不同凡响的童年时代。